近几年，在我国很多地区，垃圾焚烧发电已经成为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置和综合利用的重要方式。不过，记者近期在陕西、广东、海南等地调查发现，无论东部沿海发达城市还是中西部地区，都不同程度存在垃圾焚烧厂“吃不饱”的现象。这一问题是如何发生的？又该怎样解决？
源头垃圾减少，新项目不断上马
垃圾焚烧厂“饿肚子”
陕西渭南蒲城县一家垃圾焚烧厂，按照规划需要集中处置全县城区及15个乡镇、2个街道办事处的生活垃圾，满负荷运行每年可以焚烧超过18.25万吨垃圾，发电7800余万千瓦时，但现实的情况是，过去一年这家焚烧厂一共处理了13.3万吨垃圾，产能利用率仅达到70%左右。
按照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相关政策，垃圾焚烧发电可被国家电网全额收购，并享受每度0.52元的补贴电价。除此之外，根据特许经营协议，当地政府的垃圾处理费补贴是每吨65元。按照1吨垃圾平均发电280度计算，加上处理费能给企业带来超过210元的收入。
但眼下入厂垃圾量不足，让企业不能满负荷运行，结果就是运营成本出现倒挂，去年垃圾不足最严重的时候，他们只能选择其中一台设备关机停运。
在全国，垃圾焚烧厂“吃不饱”的现象并非个案。行业统计数据显示：2023年，全国垃圾焚烧发电厂“计划内停炉”83467天次，甚至有部分焚烧炉超过半年没有开机。除去设备老化等停运因素，这意味着有相当多的垃圾焚烧炉存在闲置现象。���
作为一种相对成熟的技术，生活垃圾清洁燃烧是破解“垃圾围城”困局，实现原生垃圾“零填埋”，加快推进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的重要路径。是什么原因，让这些城市生活垃圾的“大胃王”，从曾经的“吃不下”变成如今的“吃不饱”呢？
据生态环境部数据，截至2023年8月，全国垃圾焚烧厂的数量已达到925家，日处置能力达103.5万吨，提前两年超额完成“十四五”目标。13年间，中国的垃圾焚烧厂数量增长了近9倍，处理能力更是增长了16倍。垃圾焚烧电厂超前规划与原生垃圾源头减量，成为垃圾焚烧厂“吃不饱”的主要原因。
从垃圾处理到固废治理
广州协同发展减量变增量
广州是全国垃圾焚烧产能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。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是广州七大循环经济产业园之一，承担着广州市每天35%左右的垃圾处理任务。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让源头垃圾数量明显降低，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也没有满负荷运转。
为了应对垃圾减量，对焚烧炉进行技术升级，利用生活垃圾焚烧设施阶段性的富余能力，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已然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。
推进“无废城市”建设，突破“垃圾围城”之困，广州市打破行政壁垒，探索出固废处理统一规划，同步建设、协同处置的发展模式。全市7个循环经济产业园统筹园区内垃圾焚烧、生物质、餐厨、污水、炉渣处理等废弃物处理项目，统一由市属国企广环投建设运营。这样一来，前端垃圾分类的减量，在循环经济产业园就变成了增量。
如果说，广州应对垃圾焚烧电厂“吃不饱”的破题之道，是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与产业链深度协同，变减量为增量。那么，记者在海口看到的探索和路径，则是向存量要增量。
海南澄迈县老城开发区颜春岭，总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。这座海南省规模最大的垃圾填埋场，正在迎来一场蜕变。这座高于路面约55米的垃圾山超容部分近150万立方米，大约相当于600个国际级标准竞赛游泳池的容积，存在较大的环境风险和安全隐患。
现在，深埋地下多年的陈腐垃圾被重新挖出。重新开挖出的陈腐生活垃圾由于热值太低，不能直接被送到垃圾厂焚烧。而是先要被运到辅助车间，进行沥水、筛分等处理工序，按照重量不同，分为重质的腐殖土和轻质的生活垃圾。经过处理的陈腐垃圾，将主要用于场内回填和园林绿化用土，其余部分则进入焚烧厂。
超容垃圾开挖转运，既解决了填埋场垃圾超容问题，也有效满足了周边垃圾焚烧电厂的产能需求。
在国家大力推进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，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指引下，运用无害化、资源化、数字化的手段，综合处置重点用地污染地块，或将成为必然趋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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